土地，是农户生产生活的重要依托，是承载着岁月记忆与乡土情怀的基础载体，更是受国家法律与政策悉心守护的核心权益。然而在黑龙江省肇东市安民乡大榆树村，一场延续十余年的土地权属协调事宜，却让村民安英文的生产依托面临诸多波折。时任村委会主任的王成，在履职过程中方式欠妥，以村委会名义收回村民承包地并重新分配，致使安英文的权益受一定的影响；更需要我们来关注的是，即便绥化市人民政府出具了具有结论效力的信访复核意见，明确认可安英文的合理诉求，这份承载官方调查的最终结果的文书，在大榆树村的基层治理衔接环节，却未得到充分落实。这场协调事宜的背后，折射出基层履职方式的优化空间，以及法治要求在乡村末梢的落地难点，也对农户合法权益的保障路径提出了思考。

  1983年，第一轮土地承包工作全面铺开，安英文作为肇东市安民乡奉安村第七村民组的成员，依规分得36亩承包地。这片土地，是安英文一家生产生活的依靠，是他们耕耘付出、收获期盼的载体。耕种数年后，因家中奶牛放牧场地受限，安英文举家迁至大庆市让胡路区甸镇生活。这本是一次日常的生活变动，却成了村委会主任王成关注其土地安排的“节点”。1989年，王成未充分兼顾土地承包政策的既有规定，对安英文的合法承包状态考量不足，以村委会名义收回其36亩承包地。更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，他未将收回的土地纳入村集体统一规划，而是与村民安英田协商后，二人共同耕种该36亩土地。此后二十余年间，国家发放的粮食补贴、土地补贴等惠农资金，本是支持农户耕种的保障措施，却未发放至安英文账户，均由实际耕种人获取。这些本应惠及农户的资源，在乡村土地安排的具体操作中，成了实际耕种者的“额外所得”，让安英文面临“地由他人耕、补入他人账”的状况。

  为理顺土地权益，安英文开启了长期的信访沟通。从乡到市，他多次提交材料、说明情况，期望明确自身土地权益。2009年，绥化市人民政府作出绥政信核[2009]00115号信访事项复核意见书，这份凝聚信访部门调查核实成果的官方文件，清晰体现了政策与法治的指引。意见书精确指出，依据[1997]16号《关于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通知》和黑政办发[2004]17号文件精神，安英文主张土地承包经营权符合政策规定，应予以认可；奉安村需在留足安英田应分承包地的基础上，将属于安英文的承包地足额返还；对于仍存的土地缺口，村委会需通过梳理村集体地源予以补足。按照《信访条例》第三十五条规定，这份复核意见是该信访事项的终结意见，具备相应权威性与执行要求。

  然而，当安英文带着这份沉甸甸的文书回到大榆树村时，真实的情况却未达预期。村干部对该市级复核意见落实不够主动，既未组织人员梳理土地权属关系，也未协调处理多年来的补贴发放问题，更未启动集体地源梳理工作。王成等人的推进力度不足，让这份本可助力权益明晰的复核意见，暂未充分的发挥作用。十余年时光流逝，安英文的协调之路历经艰辛，他从壮年步入暮年，仍未完成土地权益的最终确认。而主导此事的王成，在乡村基层履职期间，将集体土地的管理使用作为工作重点，形成了长期的耕种安排。

  王成的行为，并非简单的“土地分歧”，或涉及履职过程中的合规性问题。从法律视角看，职务侵占罪是指公司、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，利用职务便利，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且数额较大的行为。村集体经济组织属刑法意义上的“其他单位”，王成作为村委会主任，承担着管理村集体土地、维护村民权益的职责，其身份符合有关主体范畴。客观上，王成利用村委会主任的履职便利，以村委会名义收回安英文承包地后，与安英田共同耕种，实质是将村集体管理的土地权益转为实际耕种使用。土地作为重要生产资料具经济价值，24亩土地的耕种及补贴收益，或已触及相关认定标准。且此情形持续十余年，主观上存在明确的占有使用意图。

  除可能涉及合规性问题，王成的行为也与多项国家法律和法规及政策要求存在差距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》明确，国家依法保护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稳定，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不当限制成员承包权利；承包期内，发包方不得随意收回或调整承包地。王成收回安英文承包地的做法，与该核心要求未尽相符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强调，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，禁止任何单位或个人非法占用或转让。王成与安英田共同耕种集体土地的做法，对土地管理要求落实不够到位。而[1997]16号文件中“增人不增地、减人不减地”的土地承包原则，在王成的工作推进中，也存在结合实际灵活处理的空间。

  村一级管理人员在土地管理使用中若方式欠妥，其影响不仅限于单个农户的权益感受，更可能引发系列连锁反应，关乎乡村治理的协同效能。首先，这可能直接影响农户的生产生活保障。土地是农户基本的生产资料与生活依托，权益未充分明晰，或致稳定收益来源受影响，使生活安排面临挑战。安英文十余年的协调经历，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反映了部分农户在类似状况中的处境。其次，履职推进的衔接不畅，或影响基层公共部门的公信力。绥化市人民政府的信访复核意见，代表市级行政层面的结论判断，基层组织落实不够主动，不仅可能让部分群众对信访机制的理解出现偏差，更易引发对法治实践效果的疑问。当“信访结论落地慢”的印象在民间有所传播，公共部门与群众间的互信基础或受考验。再次，此类状况或影响乡村的和谐氛围。土地权属是农村常见的协调领域，村一级管理人员在履职中若对权属安排处理不够细致，易引发干群间、村民间的认知差异，增加乡村社会的协调成本，为治理工作带来潜在压力。最后，履职方式的偏差若未及时引导，或影响基层政治生态的正向营造。王成的工作做法，是基层履职需优化方式的典型体现，若不及时作出调整，或让部分基层管理者产生不当认知，形成“重使用轻规范”的导向，使乡村管理未能完全聚焦公共福祉。

  值得深思的是，为何一份具结论效力的市级信访复核意见，在基层会遇“落实进度偏缓”？这反映出当前乡村治理中仍有优化空间：基层监督环节的细化不足，使村干部的履职方式缺乏更充分的约束，易导致工作推进不够顺畅；责任传导的刚性稍弱，使未充分落实上级意见的情形未获及时纠偏；法治与政策的普及深度有限，使部分村民和管理者对土地政策及法规的认知仍需加强。这一些状况的客观存在，让乡村治理的“最后一公里”成为需重点突破的环节。

  安英文的土地权益协调案，是一面映照乡村治理实践的镜子。它提示我们，乡村振兴需以规范的治理为基础，基层履职的推进必须契合制度要求。对于王成这类在履职中存在合规性疑问的管理者，不应放任不管，有关部门应及时介入了解，依纪依规厘清情况，给安英文一个明晰的结果；对于未充分落实信访意见的基层组织，要启动相应的督促程序，推动责任落地；对于涉事土地及补贴，要按政策梳理、妥善处置。唯有如此，方能让法治要求在乡村大地更好彰显，让农户的合法权益获得更切实的保障；唯有如此，方能让信访复核意见充分的发挥效用，让基层治理更贴合法治轨道；唯有如此，方能让土地这方承载民生与期盼的载体，真正成为乡村振兴的稳固依托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加多